这条路，在夜色下拉得更长了。

好久没在这条路上见到他了。

很奇怪，提起他，我首先记起的不是面容，而是一份档案——我刚入小学时，学校要求我们填一张表，其中一栏是“你最敬佩的人”，母亲毫不犹豫地替我写上了“外公”二字。我不解，母亲也只是说：“你会知道的。”

我期待着找到答案的那一天，可它似乎来得有点晚。

我正式入学的那一年，在乡下教了半辈子书的外公受邀来到县城，并入职了我所在的学校。“这样接送也方便。”外婆常对他念叨道。从此，无论清晨还是黑夜，我都能在回家路上踩住他的影子，尽管我只有小跑才能跟上。

他走路很快，也很坚定，似乎每一步都平实有力，每一步都有既定方向。他是从泥泞中爬出的知识分子，是晚间七点档新闻的狂热粉丝，是马克思主义的忠实拥护者，更是中国共产党日益壮大，祖国走向富强的参与者和见证人。

“哪里需要我，我便向哪里去。”

灯光渗入他因衰老而松弛的肌肤，最后聚集在他磊落的骄傲中。我相信他说到做到，正如我相信他的眼睛，永远有神，永远明亮。

我曾是很仰慕他的，尤其是在得知他教过初中数理化的时候，只是这层偶像滤镜很快就破灭了——“外公，我……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”岁月并没有抑制他活跃的思维，反倒是在打断他语句的连贯性。帕金森让他的脑袋在无意识的情况下，止不住地震颤，再配上一口不太正宗的“塑料普通话”，那场面我至今都想笑。

后来，我不再询问他题目，他却时常来找我，要我教他普通话。一个年近退休的老人有什么学习的必要呢？他也不介意我的想法，坚持抱着本字典，天没亮就出门开嗓。

我突发奇想：去初中部听他上课怎么样？我左右打听找到教室，得后排同学帮助，我像个偷窥狂一样，蹑手蹑脚趴在门缝，等待他的“精彩”演讲。果不其然，他指着黑板上一串数字与字母夹杂的符号，摇头晃脑，讲得那叫一个激昂。挂在他身上不太协调的扩音器，偶尔会蹦出一两句我熟悉的家乡话。

我强忍着没笑，悄悄观察其他人的反应。刚给我开门的同学已趴在桌上睡着。我尝试叫醒他，可向里望，后排同学都和他一样。教室里传来悉悉索索的声音，仔细找，有三四人围成一团，神情不满，似在小声抱怨。还有几人埋头苦干，仔细看，老师讲的是教材，他们却拿出了试卷。外公微笑着，时不时敲敲桌子，以此唤醒他们沉睡的灵魂。他一遍一遍尝试着，他一次一次失败了。

“是个苦命人呐。”我忽然想起其他老师对他的评价。

一个扎根在农村的老人突然来到县城，不会用投影仪，也没见过水溶性粉笔。他笨拙地前行，也在努力融入集体。在他刚适应新鲜教学方式的那一年，他的女儿和老母亲相继去世。葬礼上外婆哭得稀里哗啦，他只是抱着我，告诉我我还有他。

可他也没留太久，村长的一个电话就让他回了乡下：“国家政策好啊，这建了所新学校。”那时的外公已经达到退休年龄，外婆怎么劝都劝不住他。后来我问他原因，他说：“我只是去到了需要我的地方。”

或许潜意识受到他的影响，我成为了一名公费师范生。亲戚朋友前来道喜，细数教师之好：社会地位高、有小长假、工资能管温饱……我打电话告诉他，他道：“好啊，能深入农村，了解基层发展情况，为祖国教育事业奉献一份力量。这机会可不多得，要担起党的信任，认真学习，不负重望。”

此后我很少见到他，只是偶尔听外婆提到：村里的孩子很上进，一点也不比城里差，有几个得意门生常向他请教，一些超纲题目都能讨论得头头是道。我又想起他在县城上课的样子，滑稽无措又充满力量。“还别说，你初中最喜欢的那个数学老师，还是他学生嘞。”外婆大概是意识到说漏了嘴，索性继续道，“你外公上课用的那什么……对着说话的扩音器，还是她送的……”

某天外婆来县城住院，我和外公终于重走了那条小道，不过这一次，他走在我的身后，笑着将我推向远方。

这条路似乎很长很长，长到望不到尽头，却总能看到光亮。